童年与求学

我的出生与家庭

我1936年出生在广东揭阳坡尾楼寨。我们那个寨子分成四个片区——角丘、下角、寨肚、上角。角丘华侨多，寨肚经商和去香港的人多，上角各种人都有些，但最穷的就是下角，就是我们家住的那一片。我们家成分是"富裕中农"，其他基本都是贫农。

我父亲做点心生意。他年轻的时候去过南洋，可能在马来西亚那一带，但是身体比较差，适应不了，搞了一年多就回来了。我是在他从南洋回来之后才出生的。回来以后，他看到家里那么多人要吃饭，就挑着担子走村串巷卖点心，后来才在龙潭圩开了个店。

父亲没有给我留下什么财富。我平时要钱买文化用品，都得找我大哥——那是大伯的大儿子，我叫他"亲为大哥"的。在整个家族的兄弟中我排行第七。那个大哥供我，已经很不容易了。我父亲从来没有私下给过我钱，他唯一给我的就是一个钥匙扣，现在说起来最多值七块钱。那还是他在南洋买的。他还教过我四个英文字母——草大的A、B、C、D，就是大写的那种。还有一个事，买点心的人很多吃了以后说"对不起，我没带钱"，要记账。可很多人名字都写不出来，就要我帮他写数字记账。所以我从小就会帮父亲记账。

我父辈有四兄弟，我父亲排老二。我在家族里受影响最大的，一个是我的大哥（大伯的儿子），一个是我的三哥。大哥在龙潭圩经营一个饮食店，他做事特别认真，每天晚上吃了晚饭以后要走到河婆去进货。那时候没有车，全靠走路。他为了拿到最好的牛肉做牛肉丸，差不多凌晨四点钟之前就要起床，赶去选最好的牛肉，然后一大早就拉回来。他曾经跟我讲过，有一次半夜挑着牛肉回来，路上遇到野兽，那些野兽闻到牛肉味就跟在他屁股后面。一般人遇到这种情况早吓坏了，但他把担子放下来，拿起扁担就把野兽赶走，然后又挑起来继续走。这种勇敢、不怕吃苦的精神，对我影响很大。

我的三哥对我影响也很大。他喜欢打鱼，一个人拿着网，要我陪着他去河里。那时候河里的鱼很多，有一种鱼白天看不见，到了晚上它们就像做团体操一样，集体翻过身来，一片白白的就是鱼肚。一网撒下去，少的三五条，多的二十多条。三哥还做鱼干，他挖个坑，用慢火把鱼熏干，再晒一晒，吃起来很甜。他身上那种自力更生的劲头，我到现在都记得。

战争记忆

我读小学的时候，日本侵略中国。有一天，一架日本飞机飞过我们学校上空，飞得很低。我们那个学校不是什么正规学校，就是一间祠堂，里面还有神主牌。飞机声音很大，我们小孩都很害怕，赶快躲到神主牌后面去。后来那架飞机往汕头方向飞，听说掉到海里去了。这个事情在我记忆里非常深刻。

后来国共内战，我们当地把共产党的兵叫"红军"，把国民党的兵叫"白兵"。有一次红军和白兵在我们镇外打仗，我家里人正好在龙潭镇楼上卖点心，我也在楼上。子弹就在我头顶上"呼呼"地飞过去，那声音我现在想起来都还记得。从那时候起，我才真正知道什么叫战争。

国民党败退的时候，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特别大。那时候我才七八岁，读一二年级的样子。白兵从我们那边经过，年轻人都跑光了，店里就留下我和我爸爸。我爸爸很害怕，浑身打哆嗦。我那时候胆子反而比他大。我叫他"二叔"——因为我爸爸在父辈里排第二。我跟他说："二叔，你不要怕，你躺在床上，我把被子给你盖上，蚊帐放下来。等会儿人来，你不要吭声，把眼睛闭上，我就说你生病了。"

结果白兵真的来了。他们把门敲得很响，我去开门。他们一看是个小孩，就问"大人呢？"我说我老爸生病了。他们翻开蚊帐看，看到一个老人在睡着，眼睛闭着，就没再多问了。他们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白话（广州话），"我要吃油炒粉"。那时候我不懂白话，但"油炒粉"这三个字我学得很快——就是用油炸猪肉的油来炒粉条。我这里正好都有，就做给他们吃了。他们又让我煮稀饭送到小门楼去。有个当官的骑着一匹很高的山东马，也要我送稀饭给他吃。他怕我下毒，要我亲自尝一口。我尝了，他才放心吃。住了两天，他们就撤走了。

那些白兵从我们河婆走到棉湖、揭阳，再到汕头出海，就往台湾那边去了。

三个小学和一个58分

我们下角村的人为什么穷？就是没有一个读书人。没有读书人就走不出去，只能世世代代种地。我们那里的人不重视文化教育，直到现在我都还是这样认为。

我小学读了三个学校。一二三年级在村里的小学读，那个学校是利用一个旧祠堂办的，穷得很，就两个班。读完了三年级，这个学校就到头了，没有更高的年级了。我就跟着我的兄长——四兄和五兄——去荣光桥小学读四年级。那个学校办学质量很差，每天要走很远的路，最少有四公里。我每天早晨去，中午回来吃饭，吃了又去，晚上放学又回来，一天来回四趟。那时候没有自行车，全靠走。风雨无阻。

因为荣光桥小学质量太差，读了以后脑子里对那些老师、学了什么东西一点印象都没有。后来我自己觉得不行，就转到了咏文小学。咏文小学就好多了，规模比较大，已经办到了六年级。校长是当时一个乡长的弟弟。五年级时，我的语文老师就是那个乡长的老婆。

但是因为我读四年级的那个学校教学质量太差，基础没打好，结果五年级的时候数学只考了58分。按照当时的规定，每个学期结束时要开结业典礼，由校长和教务处长讲话，然后不及格的同学要被打手掌。教务处长叫刘炳光，嘴巴歪歪的，我们看了他都讨厌。他打学生一点不眨眼睛，打得非常厉害，有些学生被打得差不多倒在地下，他照打。

那天叫到"刘天希，数学58分"，我走上讲台伸出手，打了两下。我算是打得少的。有些人几门课不及格，要打很多下，手打麻了就打身打腿。我看到都觉得可怜。但是这次被打之后，我就认真学习了。从那以后，我的成绩一直比较好。

我要读中学

小学毕业的时候，我心里想一定要去河婆中学读书。河婆中学是当时揭西县最好的中学。我只跟自己的妈妈讲，我说我要去报考。结果家里人知道以后，我的大伯非常生气。他说了两个理由：第一，家里那么穷，哪里有钱供你读书？第二，坡尾楼寨最有钱的地主老光头的子弟都没有去读中学，我们穷得"锅里睡猫子"——就是锅头里面猫都在睡觉了，什么吃的都没有——还读什么书？

大伯不好直接骂我，就去骂我妈妈。我妈妈也很难。这时候，有一个我叫"胖叔"的家族长辈站出来帮我。他姓庞，不是我父亲的亲兄弟，但跟我们关系很好。他对我大伯说："大哥，我们夏角人为什么这么穷？就是因为没有一个读书人！没有读书人就走不出去，老是搬泥巴搞农业。阿希既然能读书，那是我们家的子弟，底裤卖掉我都要养他去读书！"

胖叔的话可能开导了我大伯，他以后就不敢再说什么了。就这样，1950年春天，我进了河婆中学。

春季入学的波折

因为我是春季入学的，比秋季入学的少了一个学期的课程。到考大学的时候，我们春季入学的人要和秋季入学的人同时参加考试，这就麻烦了。全县所有春季入学的学生都被集中在揭阳县城的师范学校，用一个暑假的时间补习一个学期的课程。那是速成的，非常紧张。

那时候有一千多学生集中在一起，没有热水洗澡，大家都跑到湖里去洗。反正夏天嘛，也无所谓。补习完马上参加高考。高考地点在潮安。高考前，我心里想，家里人连中学都不肯给我读，读高中就更困难了。所以我决定要考一个助学金比较多的学校，这样不管家里支不支持，我靠助学金就能读下去。

我了解到揭阳一中是全县的重点中学，高考录取率70%，而且助学金比较多。我就报考了揭阳一中。

揭阳一中的日子

在揭阳一中，开学不久就举行学生会竞选。每个班推选候选人，然后在大礼堂里演讲表态。我上台讲了以后，鼓掌的声音最强。投票结果，我的票数是最多的。按规矩票数最多的当学生会主席。但是那时候学校讲课都用潮州话，我是客家人，不会讲潮州话。我想，做学生会主席经常要在学生面前讲话，我不会讲潮州话怎么行？所以我就主动提出做生活委员，保管财物，不用多讲话。

学校给了我们学生会一间房子，原来是一个老师住的，他们两公婆搬到别处去了，这间房就给我们做生活委员会放东西用，我也可以住在里面。所以我每到寒暑假，除了有一个暑假回过一次家，其他时间都在学校住。

在高中三年里，我确实是很努力的。你知道农村有个说法，说坡尾楼寨的风水不可能出"状元"。我有个三叔，他文化很低，但懂一点风水看相。有一次我跟他一起在田里干活，他跟我说："阿希，你考不上大学的。"我问为什么，他说从风水学来讲，坡尾楼寨不可能中状元，以前有一个人中了探花（状元里最低的一档），不到一个月就死了，就是因为没有这个风水。我也不好跟他争，但我心里想，我应该能考得上。

填大学志愿的时候，家里没有一个人给我出主意。倒是有一个在河婆中学时认识的师姐帮了我。她叫黄慧芳，是共产党员，在我读初中的时候她就很关心我，鼓励我参加共青团。她那时候已经在武汉大学法律系读书了。她帮我出主意，建议我第一志愿报武汉大学法律系。我就听了她的话。

抗美援朝宣传

在河婆中学读初中的时候，抗美援朝开始了。美国搞细菌战，用飞机撒带有细菌的东西到我们这边来。学校决定让我们回各自家乡去宣传，告诉老百姓凡是飞机上掉下来的东西都不要捡、不要碰，因为里面有细菌。

我回到家乡，在我们村的村口广场上摆了一张桌子，站上去跟老百姓讲话。那时候我才十三四岁。人家看到都说："哎呀，这个学家的子弟怎么讲得这么有道理？"我每天晚上还到村口一个比较凉快的地方，点一盏煤油灯，给大家读报纸，把国家的好事情讲给大家听。报纸是从小学那里拿来的。在我的家族里、在我的村子里，只有我一个人会这样做。

高考与录取

高考完了以后，我就回老家等消息。有一天，我一个人从河婆走到揭阳县城去查录取结果——天没亮就出发，一直走到晚上县城灯火通明，整整走了一天。那时候的路都是泥沙路，没有柏油路。一个十几岁的孩子，走那么远的路去为自己争取读书的机会，现在想起来也挺不容易的。

后来我考上了武汉大学法律系。我是坡尾楼寨三千多人里第一个大学生。录取通知书来了以后，家里人也说不出什么了。我才知道，原来那个师姐黄慧芳已经在武汉大学读书了，她一直在那里等着我去。

去武汉大学报到那一天，我坐的是货车改装的客车，行李放在车底，男生坐在车顶上，副驾驶座坐了一个女生。到了惠州天黑了，我们就在一个中学里拼课桌过夜。第二天到广州，再坐两天一夜的火车到武汉。火车上吃的饭是泰国进口的"田鸡米"，又长又尖，不用菜都很好吃。那个时候我哪里想到，几十年后高铁三个小时就到了。

这就是我从出生到进入大学前的全部经历了。